唐代著名醫師孫思邈在其著作《備急千金要方‧診候》中，以天下各行各業需要解決和治理問題的人都比作醫生，並提出「上醫治國，中醫治人，下醫治病」之說，意指憑着醫者的仁德與思維，可用於治理病症、人心，以至是國家。而在二千五百多年後，美國設計顧問公司 IDEO 創辦人提姆．布朗（Tim Brown）則在其著作《設計思考改造世界》中，提出只要能像設計師那樣思考，掌握設計思維，同樣可用於解決生活、工作，以至社會面對的各種難題。
在香港，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醫學院助理院長（教育）黃嘉雯醫生（Carmen Wong）近年就嘗試將兩者結合，透過引入設計思維於大學醫科課程之中，培養年輕醫生的同理心和人本精神，以應對未來未知的醫療難題和挑戰。「從醫的意義除了在於醫病，更在於醫人，因為有人的元素，無論是讀醫還是行醫都不能光靠背書，反而要主動聆聽病人的需要，感知社會的脈搏和轉變，尤其在這個人口不斷老化、各種醫療問題湧現的年代，我們行醫者更需要這種對人的關懷。」她說。
來到Carmen位於威爾斯親王醫院的辦公室，窗台上正放着二○二○年教資會傑出教學獎的獎座。這份榮譽與嘉許背後，記錄了她多年來反思如何改善醫療教育的思考和努力。「我自二○一○年起加入中大醫學院，這些年來我經常會反問自己應培育些怎樣的學生，同時我也鼓勵學生多問自己，如何能成為一個好醫生。」而這些問題的答案，她則選擇從自身的學習經歷和工作體驗中探索。
自小在英國長大的 Carmen，高中時的中等教育普通證書（GCSE）考試以10 A*的優異成績畢業，是典型的尖子學生。「當時有想過大學讀設計或建築，所以十科之中有兩科是設計相關的科目，但父母不太同意，於是才轉讀醫科。」雖然如此，高中的設計訓練與學習，卻讓她培養出一種觀察身邊人與事的興趣和觸覺，「當時已自知畢業後不想做外科醫生，所以選擇了能夠多面向病人和社區的家庭醫學。」她續說。
監獄行醫 領悟人本之道
畢業後，Carmen 除了在倫敦任職社區家庭醫生，還花了兩年時間，在當地一間男子監獄擔任監獄醫生。「監獄是一個小世界，是社會的縮影。那裏的病人在診症室外的生活習性和行為，都困在同一個地方發生，且被嚴密監察。所以只要多走出診症室觀察，或詢問監獄的職員，便不難知道這些病人的一舉一動，並可從中了解他們的行為如何影響他們的健康。」
如是者，這座容納了一千六百名在囚人士的監獄，便成為 Carmen 觀察的小實驗室。「經了解，我發現部分有毒癮的囚友經常跌傷，事後才知道他們都是為了嗎啡止痛藥而來。」她舉例說。顯然，在她眼中這些囚友的周身病痛皆是該治之病，而病因很多時跟他們的生活、行為和經歷相關。
從這些囚友和病人身上，Carmen 明白到從醫之道，不止講求對病理的理解，更講求代入病人的角度思考他們面對的問題和需要，就像設計師的設計過程一樣。
「行醫除了醫病，也應關顧和了解病人的心理、生活和工作。正如有些病人經常頭痛，病因很多時跟情緒有關。這些與人相關的因素，做醫生應該要主動聆聽，嘗試發掘當中與病症的關係。」
「行醫除了醫病，也應關顧和了解病人的心理、生活和工作。正如有些病人經常頭痛，病因很多時跟情緒有關。這些與人相關的因素，做醫生應該要主動聆聽，嘗試發掘當中與病症的關係。」
而在她嘗試理解獄中病人的需要期間，便發現監獄的醫生，在診症過程中都異常冷漠，「病人都被安排坐得很遠，護士會指示他們何時可以說話，過程甚少互動。」她續說。
於是，她提出了一些改變，嘗試將關愛和協作元素注入獄中的醫護團隊和醫療體制之中，如改善醫護團隊的輪班制度、醫生與護士的合作流程，並嘗試拉近病人與醫生的距離，「拉近醫生與病人的診症距離到只有一枱之隔，我們就可以近距離觀察病人，了解他們的身體狀況。結果，我發現很多囚友都有高血壓、高血糖和高膽固醇等的慢性疾病，長遠會影響他們的健康，但這問題以往從沒有被關注。」如此一來，Carmen 除了改善了獄中的診症情況，同時亦扭轉了獄醫團隊「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文化，「簡單來說，其實就是以病人為中心。」
Carmen 的行醫之道除了帶着設計思維的人本精神，還帶着一顆設計思考家不斷反思的好奇心，「在我眼中，監獄中的病人跟普通病人無異，他們在診治過程所得到的體貼照顧也理應是一樣的。問題是，這種無差別、以病者為中心的醫療，可如何全面在社區中實踐呢？」
毋疑，這疑問背後隱含了她行醫的一份使命，而她認為要真正實踐，要將那份以病人為本的精神推而廣之，教育則是不二的法門。「之後我輾轉回流香港，加入中大這個團隊，其中一份職責就是與團隊合作，一起完善醫學院的家庭醫學課程，以培養更多以病人為本，願意主動與社區連繫的好醫生。」她續說。
設計醫科課程 重溝通培養同理心
設計思維的創新過程源於一份同理心，且重視發掘用家的需要和痛點，而這亦是Carmen設計新課程的起步點。「先從學生的角度審視現有的課程，嘗試感受他們在修讀期間在哪些階段會遇到困難和糾結之處，逐一對症下藥，同時亦要讓學生明白課程背後想培訓他們成為怎樣的醫生。當他們了解和認同課程的理念，就能主動學習。」
為了讓學生理解課堂的學習重點，同時推動互動學習，Carmen 起初應用了近年在美國興起的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教學模式。顧名思義，即將平日課堂由老師主講授課，再讓學生討論的傳統教學流程倒轉。先派發筆記讓學生在家閱讀，上課時再透過討論和小組活動，讓老師從中掌握每位學生的學習進度，再因材施教。「結果發現不太可行，皆因很多醫學生向我們反映，他們每日的學習課時很長，根本沒有空餘時間和精神閱讀備課。」她解釋。
那次小試牛刀的失敗經驗過後，讓 Carmen 明白以人為本的重要性，並決定回歸課程設計的核心理念，重新出發。「家庭醫生是基層醫療的推行者，需要面向社區，重視與人的溝通，所以教授醫理以外，亦應該要培養學生的溝通能力、同理心和對社區的連繫和觸覺。」而推倒重來後的第一步，她選擇先加強現有課程的人本元素。「中大醫學院自三十多年前開始，已為每位醫學生配對一個初生嬰兒家庭，讓他們透過如問卷調查、訪問、家訪等方式，定期了解家長在育兒過程中的掙扎、需要和心理轉變，直至他們畢業。而我則要求學生多問開放式問題，發掘這些家長潛藏的想法，以至是他們對現行醫療配套和制度的評價，鼓勵學生思考如何為他們多走一步。」她舉例說。
現就讀五年級的中大醫科生沈思彤（Tiffany）就自大學二年級起，定期到配對新生嬰兒家庭進行家訪，「期間，我們要嘗試以較婉轉的方式問父母一些較敏感的問題，如他們之間的相處、經濟狀況等。我自覺提問技巧每年都在進步，而過程中我還可以深入了解一個香港家庭面對的育兒困難和挑戰。」她說。
中大醫科五年級生 Tiffany 指，透過定期探訪新生嬰兒家庭，讓她可從中學習溝通和說話技巧，同時學會觀察，將來可應用於診症之上。
至於翻轉教室的課堂，Carmen 亦將之改頭換面，引入情景式教學（Case-based Learning）情景式教學（Case-based Learning）及角色扮演（Role Playing），以真實的病人臨牀個案引導同學討論，從中教授病理知識。除此之外，她亦在數年前起，為四、五年級的醫科生開設溝通技巧課程。課程要求學生角色扮演不同背景的病人，接受另一名學生診治及提問，並將全程拍攝記錄下來，日後在課堂中重播，讓其他同學評價和討論。「扮演病人的可以嘗試感受病者的無助和不同的心理狀態，而扮演醫生的學生則可學習如何在病人身上建立信任，同時學習如何面對不同的突發情況。」她解釋。
「課程中有一些環節是需要學生體驗困難的處境，例如嘗試跟一個二十多歲懷疑尿道發炎的同性戀男病人對談，了解他的性生活，並告訴他所患的其實是性病。」面對這些情況，Tiffany指首要是要跟病人建立互信，打破隔膜，而要訣就在於「理解」兩個字。「如運用同性戀者之間的流行用語跟這類病人對談，他們就會大感親切，願意透露更多病情，方便我們對症下藥。」她續說。
不難發現，這課程的理念與中醫所推崇的「望聞問切」如出一徹，講求的正是觀察與聆聽的學問。課程要求扮演病人的學生評價醫生應診時的言語和行為，同時要求扮演醫生的學生寫下在模擬應診期間所面對的困難和複雜情況，讓全班同學一起討論。「過程中，我希望學生理解診症是一個主動聆聽的過程，應將病人放在中心，而非病症本身。所謂對的醫療決定都理應從病人的角度去思考，同時希望學生明白與病人建立互信的重要性，有時候甚至可讓病人主動參與治理的過程，給予意見。」Carmen 說。
中大四年級醫科生何樂天（Kevin）則表示，在這課程中明白到，「最佳」或「最合適」的診治方案，從不會寫在教科書上，反而要與病人協商得來，「診症本身都是一個設計過程，病人也要主動參與，即使是我認為最好的診治方案，也要了解病人的價值觀和難處，說服他們作出取捨，過程絕對是一門溝通的學問。」他說 。
Carmen 的溝通課程，讓學生參與扮演不同背景的病人，接受學生面診。曾修讀課程的 Kevin 表示，課程能讓他學習代入病人角度思考，並透過事後與師生互相討論，改善與病人的溝通技巧。
社區體驗課程 感受社會脈搏
除了溝通技巧課程，中大醫學院近年開設的「社區及家庭醫學課程」亦同樣由Carmen及教學團隊一起籌劃推行。「我們讓學生自己選擇到風雨蘭、戒酒無名會（Alcoholic Anonymous）、香港糖尿病專科中心、荔枝角收押所等社企、非牟利機構或政府設施探訪，從中了解這些地方所服務的社會少眾群體的生活習性，以及普遍面對的困難和需要。」她解釋。
當年，Tiffany 就探訪了非牟利機構關懷愛滋（AIDS Concern），透過訪問機構代表及受助群體，了解男同性戀者、性工作者等群體的生活習慣，「他們亦會分享一些群體之間的流行用語。作為醫科生，這些經驗很難得，讓我理解到在社會上有不同的少數群體，面對着不同的難題和醫療需要。」
關懷愛滋項目經理李啟龍（KB）表示，不少性與性別少眾群體在求診過程中都曾受醫護人員歧視或在言語上不禮貌對待，令他們因此諱疾忌醫，即使求醫亦少會透露自己的性傾向及相關病史，變相令醫生難以對症下藥。「透過這些活動，能讓醫科生更了解這群體的醫療需要之餘，亦可建立溝通和互信，改善整個醫療體驗和成效。」他說。
Tiffany 在修讀社區及家庭醫學課程期間，獲安排探訪專門關注愛滋病感染群體的組織關懷愛滋，並從中了解到性與性別少眾群體的流行用語、常見病及在求診時普遍面對的問題和需要。
關懷愛滋項目經理李啟龍指，活動能讓未來的醫生與性與性別少眾病人建立互信關係，長遠改善他們求診的體驗和成效。
Carmen 指，以上兩個特色課程運用了三個共通元素，讓學生從「親身體驗」中學習，透過「經驗分享」和「個人反思」深化學習所得，再內化成知識和技能，藉此培養學生感受群眾需求轉變的觸覺，同時改善他們與病人之間的溝通技巧，「就如當學生理解到每個病人都有不同的家庭狀況時，就可以在診症時多問一些開放式的問題去避免令病人覺得尷尬或難受，就如與其問病人有沒有子女或結婚，反而可選擇問他們與甚麼人同住。」她所舉的例子點出的是一種對社區和對人的觸覺，
「社會不斷在變，人的生活也會變，所以行醫的方法和與病人的溝通方式也應跟着變，而設計思維背後的精髓就是這一份觸覺，教我們跳出社會的固有定型和規範，主動為病人設想多一步。」
「社會不斷在變，人的生活也會變，所以行醫的方法和與病人的溝通方式也應跟着變，而設計思維背後的精髓就是這一份觸覺，教我們跳出社會的固有定型和規範，主動為病人設想多一步。」
推大專教育界課程 傳揚設計思維
回顧這些年在中大醫學院推動家庭醫學課程發展的路，Carmen 形容是一個持續創新的過程，「我不是在教學生設計思維，而是在應用這套思維去改善醫療教育，讓醫科生明白以病人為本的從醫之道，藉此回應我行醫多年渴望實踐的那份使命，教育下一代怎樣才是一個好醫生。而我在其中的角色，是一個推動者（Change Facilitator）。」
多年推動改善課程的成果，為她贏得「教資會傑出教學獎」的榮譽，而最近她就運用教學獎提供的資金，與中大學能提升研究中心合辦了數次「設計思維於課程設計工作坊」，嘗試透過分享自身的經驗和實踐案例，鼓勵其他大專教育前線工作者，一起從以學生為本的角度出發，將設計思維應用在籌劃課程、教學及評核之上，讓設計思維的種子在大專教育界萌芽。
在歷屆參加課程的大學教職員之中，中大商學院管理系講師何建欣博士（Irene）則自二○二○年八月參加課程後，嘗試運用課程所學，在教學上加入以學生為本的元素。「例如我會不定時詢問不同學生對課程深淺程度、教學方法、評核方式等各方面的意見，讓我調節課程內容。我亦會觀察課堂的學生表現，如有些班的學生喜歡課後才提問，我便會特意在課後預留多一點時間給他們。」她指課程亦讓她明白共創的重要性，因此往後亦會考慮在籌劃課程的過程中，讓學生一起參與。
透過舉辦專為大專教職員而設的設計思維課程，Carmen期望發揚設計思維，鼓勵參加的前線教育工作者將人本精神應用在課程設計及教學上。
參加課程的商學院講師 Irene 指，課程讓她明白以學生為本及共創的重要性，且認為未來的大學教育應讓學生多參與籌劃課程，令課程能更貼合他們的學習需要。
對此，Carmen 期望日後能繼續將設計思維在大專學界推而廣之，長遠讓大學教育能更貼合不同時代學生的需要。「設計思維關乎創意，鼓勵我們適應和主動應對世界的轉變。而我們當下的教學方式和課程，正正需要一些創變。」Carmen 總結道。